问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，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强化问责力度，有效杜绝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有权力而少责任、无责任，有问题而少追责、难以处理的现象。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案、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、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，问责不主动、追责不给力的现象大为减少，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成为常态，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，也让“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责必追究”逐渐成为普遍共识。

　　正像各种事物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，推动问责向纵深发展也是如此。如何把问责利器运用好，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，特别是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。不少基层单位反映，问责存在着泛化和简单化问题。媒体曝光比较典型的案例，如：有的地方搞凑数式问责，所辖的行政村干部不少被不恰当问责、免职。有的地方规定扶贫手册涂改的地方不得超过两处，如有包括标点在内的书写错误，将给予通报批评并扣除绩效奖励。有的领导到基层调研，发现驻村干部总是看手机，顿时很不满意，说扶贫工作不认真并要求给予这个驻村干部处分。尽管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未必都是错误的，但泛化和简单化带来的问题则是不够严肃、不够规范、不够精准、不够慎重。

　　问责不可随便随意。问责是党的生活、国家治理、政府工作、部门职责的制度安排和约束机制，如果把问责当成一种“人设”，秀自己的政绩；当成一种推脱自己责任的借口托词；当成一种虚应故事的形式主义，其结果只会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，对党的形象造成损毁。

　　问责是规范化管理，必须依规依纪依法。严问责没有任何问题，但严要有严的道理。道理就是要依据党章、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造成由于过宽而失之于问责不力，才会避免主观主义和情绪化地处理问题。

　　问责是责任准确认定，不可粗枝大叶。发生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是什么，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，哪一级应该承担责任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，是违纪问题还是违法问题抑或是违纪同时也违法，认定这些都是十分精细的工作。该承担的必须承担，不该承担的不能让当事人“背锅”；该承担几分就承担几分，不可“一锅烩”。

　　问责关乎干部的政治前途，必须慎之又慎。一方面，把纪律挺在前面，纪严于法，通过严格纪律、严肃问责，防止工作失误、错误发生，使那些本不该发生的失误概率降至最低，使那些错误纠正在性质改变之前。另一方面，应始终坚持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的方针，即使对那些有工作失误的同志也要满腔热情地帮助，给他们纠正失误、改正错误的机会。

　　用好问责利器，使之精准有效，克服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。经验表明，问责方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说到底，是党风不正、党性不纯，热衷做表面文章，热衷追风赶浪，热衷一哄而起，热衷取悦上级，还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在作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运用好问责利器，既是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，更是政治觉悟和政治担当，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，决定了问责的质量、水平和效果。无论做任何事情，也无论是怎样的初衷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实事求是解决问题，是我们须臾都不可忽视甚至忘却的。（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